新京报：姜教授，采访之前，请先填写一个问卷，回答问卷上的五个问题。

1、这十年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？

姜明安：这十年我最大的改变是：不明白的问题越来越多（过去不爱琢磨，好多问题似乎明白，现在爱琢磨，一琢磨就越来越多的问题不明白了）。

2、这十年最美好的事情是什么？

姜明安：这十年我最美好的事情是：有较多机会琢磨、思考和探索不明白的问题。

3、这十年最不愿意看到的是什么？

姜明安：这十年我最不愿意看到的是：有人使明白的问题让人不明白。

4、未来十年，你对个人最大的期待是什么？

姜明安：未来十年我对个人最大的期待是：多明白一些问题，然后让更多的人也明白。

5、未来十年，你对国家最大的期待是什么？

姜明安：未来十年我对国家最大的期待是：尽量让我们老百姓明白作为公民应该明白的问题，让我们老百姓生活在一个尽可能透明的政府和透明的环境下。

新京报：2002年至2003年，您参与了《行政许可法》（试拟稿）的草拟，至今已十年。对于十年来我国行政立法，您有何评价？

姜明安：1980年我读大学时，没有行政法课。毕业留校任教上行政法课时，主要讲的是外国行政法。因为当时，我国可以称为行政法的法律、法规，还不到十部。但最近十年，我国的行政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形成。《行政许可法》、、《行政强制法》、《公务员法》、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等一系列保障政府依法行政、有法可依的法律、法规，陆续出台；而且重新修改了《国家赔偿法》、废除了《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》而以《征收与补偿条例》取而代之，等等。可以说，十年来，我国行政立法取得了重大进步。当然，其中也有遗憾。

新京报：立法进步体现在哪些方面？比如《行政许可法》、《国家赔偿法》等等，是否达到了您预期的目标？

姜明安：行政立法的目标是促进政府依法行政，维护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。行政法不完善，公民权益就没有保障。例如，1994年，我应邀到澳大利亚访学和参加学术会议，但办了半年，直到出访日临近，邀请方来电话问我是不是赴澳，护照还没办下来。我从法学院跑学校外事部门，再跑教育部、澳大利亚大使馆，一直到出国前一天，我才办完护照和拿到签证。我还是幸运的，当时，还有不少人因为证件在办理延误，，直到会议结束后才拿到护照，不得不放弃了学术活动。如果是现在，申请护照（申请其他行政许可亦然），20天办不下来就可以依据《行政许可法》，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十年来，由于行政法律体系逐渐完善，我国初步理顺了政府与市场、政府与社会的关系；在行政管理，特别是行政执法中，不再以强制、处罚为基本手段，开始注重采用说服、指导、协商、对话等维护相对人尊严的柔性管理方式。记得在十几年前，有一天我骑自行车违章了，被交警截下来，要罚款。我问他，为什么要罚款？没想到，他说我态度不好，“狡辩，加罚10元”。气得我那天整天心情沮丧。但是现在，如果违反了交通规则，交警会先敬个礼，然后问声好，再告知罚款是依据《道交法》的哪一条哪一款。如果我对他的处罚不服，他还告诉我可以复议、诉讼。这样，即使罚了款，心情也不会那么沮丧，因为感觉到自己人格受到了尊重。

新京报：那么您的遗憾在哪里？

姜明安：参与立法总是免不了遗憾，因为法律是妥协的产物，由多方力量博弈最后形成。我这方面的遗憾较多，比如修改《国家赔偿法》，从原来的“不赔法”到现在较实在的“赔偿法”，《国家赔偿法》修改有很多突破，例如“躲猫猫”、“喝水死”、“睡觉死”、“洗脸死”等非正常死亡事件，以前的做法是，要由受害人及其家属自己举证，证明羁押机关有责任，他们怎么举证？难度太大了。法规重修后，写入了举证责任倒置原则，羁押机关如果不能证明受害人死于自杀、自残等自身原因，那么就要负责赔偿。所以，现在的羁押机关全部安装了摄像头。再如麻旦旦“处女嫖娼”案，由于之前对精神损害赔偿没有做出规定，当事人只得到70多元的人身自由赔偿金。法规重修后，首次将精神损害赔偿写入了国家赔偿。

但是，也有一些我们多次呼吁的原则，最终仍没能入法。例如可得利益损失赔偿原则，行政机关错误关闭了一个工厂，那么这个工厂可能获得的利润，该不该赔偿？如中部地区某地曾经为了追求绿色GDP政绩，3个月关掉了近20个当年他们招商引资来的，办理了所有合法手续的水泥厂；，当事人诉至法院，官司打赢了，企业的可得利益该不该赔偿？如果有了可得利益赔偿制度，那么行政机关下令关闭时，可能就不会那么轻率，就三思而后行？

还有不作为赔偿责任，法律重修后只确定了一种情况，“放纵他人以殴打、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”，牢头狱霸殴打其他罪犯，狱警没有制止，那么监狱就要负相应赔偿责任。但是，像三鹿奶粉、黑心奶站、黑煤窑坍塌等等事件，除了厂家、矿主，职能行政机关是不是有不作为、有失职？厂家、矿主如果无力赔，不作为行政机关该不该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？如果确定了不作为赔偿责任，是不是就有可能尽量避免行政监管机关睁一只眼，闭一只眼的现象？

新京报：十年来哪一步行政法律的制定，争议最大？立法过程最为艰难？

姜明安：从1988年启动制定，到2011年6月30日审议通过，《行政强制法》经过了23年。一部法律搞了二十几年才出来，这很少见。这期间涉及到权力博弈，也就是行政强制权在法院、行政机关之间如何划分？难度很大，有的权力，两家都想要，有的权力，例如强拆，两家都不想要。还有一些行政机关对通过严格程序，如说明理由，听取申辩，乃至举行听证会等，控制行政强制权行使，意见很大，认为太麻烦，影响效率，，很多工作没法开展。再有，学者之间的争议也很大，一些人主张控权，不能给政府太多权力；一些人主张多给政府权力，以维护社会秩序；还有人认为应该像台湾一样，把行政强制权集中在一个机关，统一行使，比如由司法部统一行使，由法院监督更好。

应该看到的是，立法过程虽然波折，但《行政强制法》在赋权和限权之间，达到了一定平衡，设定了行政强制行为的法定程序，比如强拆的催告期，原来有的地方是十天半月，有的地方才两三天。

可我个人对该法还是有些遗憾。之前对于“进入住宅或营业场所”等强制措施，考虑到“夫妻看黄碟案”等情形，其“前置条件”和程序规定较严，，除紧急情况外，“进入住宅或营业场所”应经过县一级的机关审批同意。，国外有的甚至要先经法院审查，取得搜查或检查证方能进入。但这样的前置条件、程序，三审稿后被取消了。

新京报：拆迁条例“废旧立新”是十年来行政立法领域的一件大事。作为“废旧立新”上书者之一，新拆迁条例是不是也经历了这样的博弈？

姜明安：2009年12月1日，我和北大其他4位学者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审查国务院《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》的建议。当然，我们这个建议只是加快，而不是启动了拆迁条例的废旧立新。实际上，2007年《物权法》通过后，废旧立新的要求早就有人提出了。

    废旧立新过程，争议也很大。比如新拆迁条例的第11条，旧城改造拆迁，我们原来建议是两个2/3：必须征得捭区域2/3以上居民同意和有2/3以上居民签约，如果没达到这个标准，就不得拆迁。但后来认为这个标准太高、太难，会影响城市化进程，所以新拆迁条例修改为“多数人同意”，多数人不同意就开听证会。但听证会不是完全由被拆迁居民参加，而是由被拆迁人和公众代表参加。这样，门槛就大大降低了。

当然，对比旧的拆迁条例，新拆迁条例有重大突破，确定了征收先补偿、后搬迁，以及依市场价格补偿等一系列原则。这些都是大进步。但我们还是有些遗憾。如新拆迁条例用司法拆迁代替了行政拆迁，也就是法院强拆代替了行政机关强拆，这是进步。但是没有进一步规定裁执分离，由法院裁决，法院执行，可能影响法院权威和不利于被强拆人的救济，因为法院实施违法，被强拆人难于再提起诉讼。。

新京报：您的这些遗憾，会对法治建设带来哪些影响？怎样弥补？行政立法目前最迫切解决的问题是什么？

姜明安：我刚才讲过，最近十年，行政法律体系建设，可以说是成绩斐然。法律目前存在的一些欠缺，，一些不完善的地方，大多是受到了各种客观因素的限制。例如可得利益赔偿原则和不作为赔偿制度，国家赔偿法虽然应该纳入，可是当时立法时国家财力有限执行起来会很困难，这是个现实问题。就行政法律体系而言，目前亟待制定《行政程序法》，建设法治政府，没有全国统一的《行政程序法》，顶层设计缺位，依法行政就缺乏统一的准则，善治就不可能实现。

    同时必须看到，2004年，国务院颁布了《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》，提出要“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，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”的“七大目标”和“六大要求”。目前，我国的法治建设水平，距离这个目标还有不小的距离。有法律不等于有法治；要把纸面上的法律，变成生活中的法治，需要老百姓的力量，需要广大社会公众的参与。哪个政策更好一些，应由老百姓评价；法律应平衡各方面的利益，减少执行的障碍，保证法律的实际运作。就2008年颁布实施的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而言，执行起来就障碍重重。领导干部财产公开，老百姓和人大代表呼吁了这么多年，就是推不动。连腐败问题完全暴露的“表哥”、“房叔”的工资收入，有关部门都要保密，无论公民怎么申请，就是不公开。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变，很难让老百姓看到希望。